除“三无”以外，按一般考古断代的规律去推测擦擦的年代，尚有五方面情况需要认真研究、综合分析。
　　其一，藏人的习惯是先建塔後建寺，即塔先于寺，建塔时要有相当数量的擦擦等圣洁之物为新建之塔填充，故为此塔填藏的擦擦其制作年代不会晚于建塔年代，更不会晚于建寺年代，此规律在藏地可视为常例。但亦有变例，因为历经劫难，每每重修寺院佛塔之时，又会有一些佛塔重修年代新打制的擦擦与老擦擦一齐装填到塔内，这样便会使以後鉴定塔内擦擦的年代问题出现麻烦。因此，要从常例与变例两方面去考虑问题。
　　其二，是针对传世擦擦而言的。同时供奉在一座古老殿堂内的许多传世老擦擦，仅仅由于供放位置的不同，受香火程度的不同，会造成每件擦擦表面所形成的包浆程度上的极大差异，因此往往会造成判断年份上的失误。凡深入考察过藏地寺院的有心人一定会有这样的体验：几百盏酥油灯一起点燃，其浓烟缭绕之壮观，绝非汉地禅院所见清烟袅袅、黄卷青灯那种点到而已的缕缕香火可及。藏传佛教善信为表虔诚，常向寺院尽心敬供酥油，点燃数目极为可观的佛灯，称为“点千灯”。藏人深信佛灯点燃得越多，求佛之心就越发清明，意念中的污垢就除去得越发干净。因之，供奉在烟熏油浸处和避开油烟处的两件同一年代的擦擦，其表面包浆的视觉感受会有难以预料的差异。经验表明，仅凭包浆给传世的老擦擦断代会入误区，必须多因素比较，进行综合分析。
　　其三，传世的老模具，只要不损坏，还有使用价值，始终可以继续打出新的擦擦。因此，同一式样，甚至是同一模具打制出的擦擦，不一定年份都相同，往往年代跨度会很大。
　　其四，不能以一般品评或鉴赏中原佛、菩萨造像的定论去对待擦擦的断代问题。试以菩萨造像为例：唐代的中原菩萨无论从造像总体风格还是每一细微处，都洋溢着一种朝气蓬勃的生命律动感，给人以活脱脱的审美享受，在创作手法上也无一不是大胆、开朗、热情、奔放，又极具创造性的。我们不去重复那些老生常谈的例举，试以天龙山石窟盛唐时期十一面观音石雕造像作论据，这躯石造像所雕塑出的十一束发髻竟是十一种不同的发型，非亲临目睹否则难以置信。如此至真、至善、至美、至大、至上的艺术，叹为观止。相比而言，宋代的菩萨往往较为呆板、僵滞、消沉、少具生气，造像手法上也是一种收敛、拘谨、小气的感觉，似乎受到了当朝“三教合一”等观念的影响，佛教艺术的真、善、美在不同程度上被禁锢了许多。这是唐宋造像相比较得出的大印象。
　　回到擦擦，则全然不可以机械地套用以上评析中原佛像艺术的一般观点。以二期(相当于中原宋代)西藏阿里地区托林寺息静观音白垩土泥擦为例（如右图），显然是唐代中原的艺术创造性和生命力，成功融会古印度菩萨那种婀娜多姿体态的艺术上品，同时又将东土大唐和古印度各自所特有的艺术特点表现得何等地道，甚至会给人一种审美第一、神性第二的强烈感受，哪里可见宋代的呆板，何处有半点的消沉和僵滞!
        通观擦擦艺术史长河可以这样认为，与唐、宋、元明、清各代相对应的一、二、三、四期擦擦都有其独到的时代风貌、地域风格、艺术特征，于擦擦艺术史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以各领一代风骚的使命推进着藏佛艺术的不断发展。万万不可按照一般鉴评中原佛像之定论去套用于擦擦的断代问题。
　　其五，对于那些出土地或传世地点不明的擦擦，姑且可以分成雪域高原、草原牧区、深山峡谷、中原腹地四大类型。以雪域高原为例，再区分到底是阿里地区，还是卫藏地区，或是……阿里地区的擦擦几乎是白灰色的白垩土质（如左图），而卫藏地区的擦擦多是棕红色阿嘎土打制的（如左图）。经验引导我们依照土质、制作工艺、背纹等要素，不妨先弄清待定擦擦的归属地域，即“块块”。
       然后将属于同一“块块”的若干擦擦，依照以下顺序去排队。工艺：素泥——彩绘——描金；内容：三皈依——四皈依；经咒：古梵文——藏文——多种文字；艺术风格：自由随意——程式化；制作：不修整——修整——精整；空间：二度(平面)模印——三度(立体)模制等等。以上若干规律性的“条条”，实际已将这些擦擦由远古向近代的时间顺序大致排列出来了，再借助已知制作年代的擦擦作为标准品，并多次比较对照，多角度综合分析，将会对每一件擦擦逐个提出断代的可靠意见。
        实践表明，上述横(块块)竖(条条)比较法，是将迷茫的擦擦断代问题，逐步搞清的经验之法。
        总之，擦擦的断代问题始终是研究和鉴藏上的一大难题，但非不解之题。可以综合包括以上“三无一流”的难点和“五种情况”在内的规律性经验及文物鉴定的共性手段，多见实物，尤其是标准品和有确认的擦擦，多深入考察，多请教藏学家和有相关学养的专门人才，不断丰富和修正我们的看法，断代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
(编辑   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