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敬畏 面向自然:访我省作家古岳

2019-06-06 09:22:19 青海日报   王丽一

记者:能与您长期在一个单位共事,我深感荣幸。无论是在新闻写作还是文学创作领域,你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20世纪90年代初期,你就开始了对青海生态环境的关注与思考,你曾用10多年的时间苦心经营绿色专栏《家园守望者》,并创办了绿色专页《绿色地平线》。这个专栏和专页不仅是青海日报创办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绿色生态专栏、专页,也是国内省一级的地方报纸创办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绿色生态专栏、专页之一。记得当时你为青海日报撰写了不少有关生态的新闻作品,比如索南达杰、尕布龙等典型人物的报道,就是你率先采写完成的。这些人物报道既体现了你敏感的生态意识和危机意识,也脱离了以往高大上的宣传模式。看得出来,你在文章中总是努力挖掘并还原人物身上更人性化、日常化的东西,用细节抓人,语言很优美,人物形象也都比较丰满,读来非常感人。你所了解和掌握的关于这些人物的资料、信息,如今仍然被人一用再用。应该说,那个时候,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如现在。在那样一种时代背景下,是什么触发了您对生态问题的深切关注和持续追踪?GUY中国藏族网通

古岳:难得你还记得这些。不过,这个话题说来有点复杂,从根源上看,对我个人而言,它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不幸,一层意思是幸运。这两层意思是相互矛盾的。不幸的是,作为一个自然的人或生命,我正好生活在一个自然万物沉沦的时代——历史地看,自然万物从未面临过这样的灾难;幸运的是,作为一个记者,我不仅见证了这个时代,而且记录了这个时代。因为在一线采访,有很多年,我几乎每天都在人与自然关系急剧恶化的现场。还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重新思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问题。客观地讲,这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必然选择,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感受到了我们为这次艰难抉择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而记者不仅是时代变迁的记录者,也是公众良知的守护者,对此,我也不能漠然视之。如果说,我所有的努力还有一点意义,或者说,我与别的同行有一点区别的话,那就是持续地关注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必须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想必,那就是家国情怀。生态环境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关注三江源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和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持续了三十余年。如果此前的30年我只做了一件事,那这件事就是,呼唤全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这一意识也贯穿我所有的新闻实践和文学写作。
在我看来,人生当中起作用的东西尽管很多,但归根结底,真正决定你对大千世界所秉持态度的可能正是那些看似平常琐碎、实则意义重大的人生经历,比如民族习俗、家庭生活的细节以及身边长辈亲人日常的行为准则。那是一种自觉的约束,如不受其约束,你将成为异类。我因为生长于山野乡村,从小就熟悉很多动植物,我放过羊,采过药,种过庄稼,尝过野果子……有了这样的经历,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就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所谓生态环境,其实就是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另一种说法。
记者:难怪2001年你就获得了“地球奖”。你曾经说过:一个记者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记录。那么,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的责任和使命该是什么?对一个持续关注生态,尽情书写自然的作家来说,责任和使命又是什么?GUY中国藏族网通

古岳:记者和作家的责任和使命很多时候是重叠的,并不矛盾,如果有所区别,记者的记录受采访对象、新闻事实以及时间地点的限制,新闻稿件里你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信马由缰,而文学作品则不然。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创作有着更大的自由度,可以纵横开阖。也不受题材、体裁的限制,即使生活在青海这样一个地方,也可以关注更宏大的主题。我个人认为,对人类命运和社会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便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思考地球万物的命运,并将你的发现告诉读者,是一个自然书写者的责任和使命。GUY中国藏族网通

记者:看来双重身份让你获益良多。但两种角色对作品却有完全不同的影响。你在记者身份下的作品似乎更多一些批判精神,比如你的早期作品《谁为人类忏悔》和《写给三江源的情书》等,对青海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和呼吁。而作为作家,你近年来的作品虽然也表现出深沉的忧患意识,但却充满悲悯之心,体现出浓厚的人文情怀,渗透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写作显得更为沉静,也更有深度和厚度了。这是年龄的关系,还是经历使然?你说过,你是自然的书写者,回顾以往的创作之路,你认为自然书写有什么特点?你对自己的创作现状满意吗?
古岳:虽然都是写作,但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分。如果把控得当,并能很好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新闻采写与文学创作完全可以相得益彰。不过,正如你所说,你在我作品中看到的“批判精神”,说得难听点,那也许就是还未剔除干净的“新闻”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可能从未进入过纯粹的文学创作状态,至少在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以文学艺术的标准衡量,我对自己的作品并不完全满意。但就一种写作状态和创作过程而言,我还是满意的。可能是受新闻职业的影响,我总是想在字里行间都体现一种责任和使命,觉得把话不说彻底了,不说透彻了,不足以显示文字的力量,其教化的意义大于文学的意义。于文学而言,它无异于缺陷。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是一个记者,偶尔也会称之为作家。很多时候,自己都感觉,我好像不是在创作,而是在耕作,为此,我可能会忽略一粒种子发芽后会长成什么样子、开出的花朵会不会好看,而更注重于它结出的果实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很多时候,我还认为,一定得有人说这样的话,也一定得做出这样的表达。它与文字无关,与叙事无关,与文学艺术也无关,它关乎自然万物的安危。于是,自己也心安。我喜欢一位朋友在一个自然网站上写的一句话,他说,心不动是佛心,世界不动是自然。可现在的世界动得太多了。
记者:这正体现了你的责任和担当。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青海是一个生态大省,在生态文学创作方面可以说具有先天的优势。你觉得,我省的生态写作情况如何?全国的生态文学创作呢?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时代共识的今天,生态文学的意义何在?作用如何?你认为未来生态文学将如何发展?为了它的更大发展,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努力?GUY中国藏族网通

古岳:我对青海或全国生态文学(或自然文学)的现状没有研究,从我有限的阅读来看,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文学写作,在中国也是近一二十年才有的事,青海也一样。而早在十九世纪,欧美以及俄罗斯等地,都曾涌现了大批杰出的自然文学作家,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的作家?我觉得,这跟我们国家现代环保意识形成较晚有关。在我们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真正成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也是近几十年的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自然文学的发展历史不长,成就也不是特别显著,至少还没出现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自然文学作品。但从近几十年的发展态势看,还是出现了不少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至于青海自然文学的现状,大致上与青海文学创作现状是相一致的,青海跟全国很多地方比还有差距,我自己感觉,青海自然文学创作与全国的差距可能要小一点。就像青海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并不是走在全国的后面一样,生态文学或自然文学也是这样一个状况。
生态文学的意义在于它会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大自然,进而遵循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未来生态文学将如何发展?这要看未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处理得怎么样。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自然书写者正在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这样的大时代也一定会有配得上它的大作品。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也肯定是未来世界的发展主题,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然开启。从青海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所占据的重要生态地位看,青海也理应能创作出与之相匹配的生态文学作品。但那会是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我说不上。它会在什么时候出现?我也说不上。也许是很久以后,也许不会那么久——几年之后,会出现一些令全国读者刮目相看的作品也是有可能的。
记者: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样,青海生态文学创作与全国的差距可能要小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我省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自然、关注生态写作的作家,他们中的个别人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作实绩,他们的一些生态文学作品也得以在国家重点文学期刊上发表并引发关注。这是鼓舞人心的一件事。
作为我省生态文学的领军人物,你在2008年出版发行的《谁为人类忏悔》,当时就有评论认为这是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近几年创作的《生灵密码》《巴颜喀拉的众生——藏地的果洛样本》《雪山碉楼海棠花——班玛纪行》等,更是引起业界极大的关注和热烈的反响。听说五月份《中国作家》杂志社要在北京为你召开作品研讨会,你能具体谈谈这个事吗?GUY中国藏族网通

古岳:其实,直到现在,《谁为人类忏悔》依然是我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它不仅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和思考,也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一次宏观审视。书中写到的有些事的确发生了变化,局部而言甚至是积极的变化,但是,总体而言,全球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大趋势并未根本改变,忧患与危机依然存在。至于体会,我只想说,这是一种严肃的写作。因为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无法轻描淡写,更无法轻松诙谐,所以,此类“非虚构作品”的写作也必须是严肃的,写作者必须心怀敬畏和谦卑,对自然万物满怀感恩和悲悯。也许你永远无法揭示真相,但你必须秉持探求真理的信念。GUY中国藏族网通

关于作品研讨会,有这么回事。今年5月,《中国作家》杂志社和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将在北京为我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冻土笔记——达森草原的前世今生》举办研讨会。《中国作家》纪实版也将同期推出作品。在这里,我感谢中国作协和《中国作家》的厚爱!感谢“江河源”副刊对我一直以来的关注!
记者: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也祝愿你在新的一年创作丰收,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GUY中国藏族网通

编辑:仁增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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